江蘇連云港女輔警許某一案，因一審判決書的“不慎”公開而走到公眾面前，爾后因公眾對該案定性量刑的巨大爭議，再被推到媒體輿論的風口。本以為，接下來的二審會是一個值得期待的審判，卻不曾想，居然于今日曝出家屬委托的律師無法介入的問題。莫非，又是“占坑式”辯護再現江湖？

文 | 朋禮松 律師

江蘇連云港的女輔警許某一案，引發輿論關注好些日子了。今日又看到許某的家屬通過媒體，表達了一些訴求，但其中引發關注的，便是家屬委托的二審律師卻被告知，已有法律援助律師介入——看守所不讓會見，二審法院也拒絕了委托律師提出的相關交涉。

「女輔警家屬公開發言截圖」

這個案子確實存有很多疑問，比如犯罪事實不清不楚、犯罪金額認定存在重大疑問、被害人存在過錯未予認定等···關于該案的定性及量刑，律師且不過多發表意見，概因案件諸多細節不明，證據不知，無法謹慎預判。故僅就今日曝出的家屬委托律師與援助律師之間形成糾葛的局面，簡單談一番個人看法。

恰巧不巧，就在2012年3月1日施行的最高法《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中， 明確新增了一款針對性的規定，即 當指定辯護或委托辯護并存的時候，應賦予被告人的選擇權，以其意思表示為準。具體條文如下： 對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被告人提供辯護，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又代為委托辯護人的，應當聽取被告人的意見，由其確定辯護人人選。

猶記得，在該條款出來后，就被個別律師同行笑稱為“杭州保姆縱火案條款”。當然，我們也可以說是“勞榮枝案條款”，畢竟也不是一兩例了。當時，對于該條規定，我就在微博上評論指出：

“第51條的實質含義并沒有什么不當，本來就應該以當事人的意志為先。而最為關鍵的問題是，其仍沒有解決，家屬委托的律師無法會見，沒有聽取當事人意志的機會。同時，當事人是否獲知家屬已委托律師也存疑。由此，使得當事人的“自我選擇”，蒙上了神秘的未知感，這恰是“占坑式”指定辯護被人詬病的地方。”

沒曾想，我的這種擔憂，在女輔警許某一案中果然出現了。根據家屬的公開發言可以看到，家屬對此也是疑慮叢生，并指出一審家屬花錢委托了律師，并且一審審判結果許某也表示不服，提出了上訴，怎么到了二審，就不讓家屬委托律師了，反而心甘情愿接受法院指派的援助律師？甚至不惜言之“這樣的邏輯，大概三歲小孩也能想通吧”。

是的，這個邏輯是講得通的，但關鍵是，現在面臨的狀況就在于，家屬委托的律師沒有辦法與許某會見，也沒有辦法知曉當事人許某的真切意愿，仍然有四大疑問沒有解決：

第一，當事人許某是否知曉，家屬已經為其委托律師？

第二，法援律師或法院，有無向許某告知家屬已為其委托律師？

第三，許某對律師有自由選擇的權利，法援律師或法院有無向許某告知？

第四，如何確保許某的真實意志，沒有被“歪曲”傳遞給家屬？

而前面的這四點疑問，不能僅憑法院的“一面之詞”，甚至是“一紙之言”來下判斷。其實，這里并不涉及不信任法院，也不信任法援律師的問題，只是我們應賦予當事人有一種不被人為干擾的自由選擇權，這種自由選擇權也必須“優先于”官方指派，這種自由選擇權也必須以信得過的方式實現。

所以，我還是堅持此前的觀點，司法解釋新增的條文，不過就是將一種“該當”的處理原則，以司法解釋條文的方式明示出來，屬于一種“注意規定”。但該條規定，仍然沒有辦法刺破當事人“自我選擇”背后那一直被蒙著的面紗，自愿是否真的是自愿？法援律師“快速”介入，到底是不是為了“占坑”？而這一神秘的未知感，仍在刑事司法領域的上空，不曾因司法解釋的出現而散去。

所以，如何打消“占坑式”辯護的猜忌？我想，最好的辦法，無非就是讓家屬委托的律師，會見一次當事人，讓“自由式”且自由一回即可。

可好？

@刑辯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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