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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在去年成為了熱點罪名，除針對該罪名的定罪方面（包括主觀明知的認定、與上游犯罪的界分等）進行研究分析外，關于該罪在實務中的量刑情況，也備受關注，特別是此種單一量刑罪名下，其強制措施的適用情況、緩刑的適用情況、量刑基準的掌握情況等，對預估刑期或類案量刑對比均有一定作用。故筆者結合有限的公開判決文書，做了一番統計梳理，希望有益于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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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朋禮松 律師

自2020年年初始，公安部就提出要集中開展“長城2號”打擊治理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專項行動，并將其中為詐騙團伙提供技術支持和轉賬洗錢服務的人員作為重點打擊對象，繼而延伸至下半年的公安部“斷卡”、“清網”等專項行動，再到年底下發針對“兩卡”犯罪的相關意見，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在2020年可謂“出盡風頭”。

筆者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聚法案例、無訟等裁判文書網站，以“浙江省”、“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等為關鍵詞，剔除一些執行案件，共搜集到浙江省內121份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裁判文書（截至2021年1月17日），其中包括3份裁定書，剔除中間1份已統計的一審判決書，有效裁判文書數量為120份。筆者通過設置強制措施的適用情況、刑罰結果、量刑情節等統計要素，對上述120份裁判文書經過逐一閱看、核對、列表記錄，形成了一份較有針對性的量刑簡報。現通過上述案件及整理的數據，將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在浙江省內的具體適用情況，以及強制措施適用、緩刑適用、量刑基準等情況予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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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布及一些顯性特點

通過120份裁判文書可以看到，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主要爆發在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以裁判文書的案號作為時間要素，在2016年僅有2個案例，分別為（2016）浙0604刑初1032號和（2016）浙0726刑初968號；2017年有3例，2018年有2例，2019年有8例，2020年則高達105例，可見 2020年的幫信罪案件數量占比達到了87.5% 。所以，這一數量分布上的懸殊差異，也與2020年集中大力打擊幫信犯罪有著莫大的關系。

在涉案人數上，在前述的120起案件中，共計涉及人數237人，其中涉及人數最多的一起案件是10人，即慈溪市人民法院的（2020）浙0282刑初993號案例。

在案件的地區分布上，浙江省地區僅有慈溪市（17起）和富陽市（12起）的案件數量超過了10起。通過該兩地區的裁判文書發現，其中部分案件中的涉案人員，大多屬“同案犯”，即多人為同一上游犯罪人員或同一中間商實施相應的幫助行為。

在案件的大致類型上，在上述120起案件中，超過70%的案件可歸屬為“兩卡”類案件，即相關被告人所實施的行為大多是對外出售（提供）銀行卡（包括對公賬戶、支付寶賬戶或微信賬戶）或電話卡。而在所提供幫助服務的上游犯罪上，也集中分布于電信網絡詐騙或網絡賭博平臺相關犯罪。

此外，在涉案人員的年齡段上，雖筆者未就每案被告人的年齡作細項統計，但大多數案件中涉案被告人的年齡在1995年前后，可見此類犯罪趨向年輕化，也足以引起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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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措施的適用情況

在實務中，對于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強制措施的適用情況，主要是針對取保候審和逮捕而言，可以說是并無明晰的界分標準。當然這也不稀罕，因為在我國刑事實務中，在常規情形下，對于哪些案件可以取保候審本就很難找到一個標準。

通過對前述120起，涉及237人幫信罪案件裁判文書的梳理統計發現，其中非羈押性強制措施（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與羈押措施（逮捕）的適用，并無規律可言。關于不同強制措施的占比，其中取保候審的適用率為37.55%，逮捕的適用率為54.43%，超過一半，監視居住的適用率為2.95%，其他2人（包括1人不明和1人不宜公開）。具體數據詳見下圖：

需要予以說明的是，上述數據中的拘留10人，系在富陽地區的案例中，有10起刑事速裁程序案件，相關案件均在法定的拘留期間內結案，故強制措施一直是刑事拘留。

此外，在上述取保候審的89人中，有13人后變更為逮捕，近15%的轉化率，所以取保候審并不代表不會被逮捕，仍有可能被收監羈押。在監視居住的7人中，有1人取保候審，1人后被判處緩刑，5人變更為逮捕。而被逮捕的129人中，僅有6人變更為取保候審，1人變更為監視居住，轉化率僅有5.4%，所以這也印證了逮捕后的取保候審，本身的難度系數大、可能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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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信罪的緩刑適用情況

針對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單一量刑，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的刑罰設置，本就符合了緩刑適用的刑罰條件。但是，對于這個“新型”網絡犯罪，我也經常被當事人和家屬問到，“能不能緩刑”的問題，面對這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咱們就直接看司法裁判的數據吧。

1.關于緩刑適用的整體情況。通過筆者的梳理，在上述120起、涉及237人的幫信罪案件中，直接適用緩刑的案件有58起，涉及96人，緩刑適用率為40.5%，也就是說，實刑的適用率接近60%。其實，近四成的緩刑適用率，相對來說還算不錯。但實際上，卻也并沒有眾多咨詢者看起來的那么“簡單輕松”。

2.逮捕后的緩刑適用情況。逮捕并不等于不能適用緩刑，但相對來說，其可能性非常之低，所以逮捕后仍能在最后判處緩刑，在司法實務中也基本可以算作難度系數較高的一種操作了。結合筆者搜集的120起生效裁判案例及236名涉案被告人，對于逮捕后仍能直接適用緩刑的案件僅有（2020）浙0111刑初372號、（2020）浙0802刑初70號兩起案件，涉及3人。

而逮捕后變更為取保或監視居住，繼而適用緩刑的則有（2020）浙0281刑初959號、（2018）浙1124刑初168號、（2020）浙0782刑初1053號、（2020）浙0881刑初401號、（2020）浙1126刑初134號等五起案件，涉及7人。

換言之，對逮捕后仍能適用緩刑的僅有10人，所占比例僅為4.24%。可見，在幫信罪中，想要在逮捕后為涉案當事人爭取緩刑，著實難度較大。

3.取保或監視居住后的緩刑適用情況。 對于取保 或監視居住的涉案人員，如前所述，在取保候審的89人中，有13人變更為逮捕，且后均被判處實刑，其余的76人被判處緩刑；而監視居住的7人中，有2人被判處緩刑。換言之，取保或監視居住后能適用緩刑的有78人，緩刑適用率約為81.25%。所以針對取保候審人員，該罪的緩刑適用也并非百分之百的“可以緩刑”，不得輕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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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刑罰適用及分布情況

關于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雖然刑法僅規定了單一量刑檔，但其在具體適用上，也自然可以予以劃分。筆者初步以刑期跨度作為劃分根據，將其分為四類：拘役刑、一年有期徒刑以下（6個月≤刑期≤1年）、一年至兩年有期徒刑（1年＜刑期＜2年）、兩年及以上有期徒刑（刑期≥2年）。

為區分不同情形，在包含了已適用緩刑的人員的情況下，237名涉案被告人中適用拘役刑的有17人，具體刑期為六個月至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有143人，刑期為一年至兩年有期徒刑的有71人，刑期為兩年及以上有期徒刑的有5人，不宜公開的1人。具體占比數據詳見下圖：

此外，在不包含適用緩刑人員的情況下，以直接判處實刑的數據來看，237名涉案被告人中適用拘役刑實刑的有2人，具體實刑刑期為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有85人，實刑刑期為一年至兩年有期徒刑的有48人，實刑刑期為兩年及以上有期徒刑的有5人，不宜公開的1人。正如前所述，實刑適用人數140人，實刑適用率為59%，接近六成。

通過上述數據（包含緩刑人員）可以看到，幫信罪的刑罰適用及刑期分布，主要集中在“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和“一年至兩年有期徒刑”兩個量刑幅度內，刑期超過2年的，僅有5人，主要是在（2020）浙10刑終445號、（2019）浙07刑終445號、（2019）浙0727刑初184號、（2020）浙1023刑初278號、（2017）浙0702刑初437號等5起案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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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信罪的量刑參照之小議

前述的數據展示，僅是從120起案例的整體刑罰分布的橫向角度，做了一番梳理統計，但從律師辯護的視角來看，還是需要多視角來看待影響幫信罪的量刑因素，雖然現存諸多案例在量刑上并不協調，但在辯護中爭取實現同類案件的量刑協調，讓法院實現準確量刑，也是辯護的要義之一。

在此類案件中，較為顯性的量刑要素有自首情節、全額退贓、主從犯區分等。如以自首情節為例，筆者也對前述數據簡單作了篩選，在前述237名涉案被告人中，存在自首情節的有23人，該23人中成功取保候審的有16人（包括監視居住后取保1人），拘留期內結案2人，而這些自首人員中適用緩刑的也有16人，適用率達到70%。

但不得不引起關注的，則是幫信罪的量刑參照。按照司法解釋的規定，幫信罪需滿足“情節嚴重”方可入罪，而其中較為常見的情形有： （1）為三個以上對象提供幫助的；（2）支付結算金額二十萬元以上的；（3）以投放廣告等方式提供資金五萬元以上的；（4）違法所得一萬元以上的；（5）被幫助對象實施的犯罪造成嚴重后果等情形。

可是，落實到具體個案中，在滿足了入罪條件之后，又該如何在量刑上予以類案協調，顯然并不簡單。以支付結算為例，結算金額達到20萬才入罪，或者違法所得達到1萬也可入罪。可是在具體個案中，往往在只滿足一個條件時，裁判者可能并未關注獲利均不足的“類似情節”，故在量刑上單純以獲利高低苛以刑罰，未講究一個“對等原則”。

比如在前述整理的案件中，以富陽區人民法院的（2020）浙0111刑初848號和（2020）浙0111刑初843號案件為例，涉案被告人均系對外出售銀行卡，且前案涉資金流水557萬余元，后案涉資金流水513萬余元，落實在量刑上，前案被告人為有期徒刑1年，緩刑1年，而后案被告人為有期徒刑1年10個月，緩刑2年。而案涉資金流水，顯然是前案大于后案，可在具體量刑上，反倒是后案重于前案。即使兩案中各被告人獲利有所不同，但也都未超過1萬元。

按照筆者前述的“對等原則”，在兩案均符合同樣的一個入罪情節，且獲利均未突破另一入罪條件的時候，這種量刑上的“懸殊”，難免不被人詬病為“不協調”，即使它并不違反該罪的法定量刑。

其實筆者所搜集的案例中，此類問題并非個例，且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囿于此文篇幅已較長，此處便不詳細展開。以后有機會，也會再行文探討。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所搜集的120份裁判文書，均系浙江地區案件，且因檢索時間之限，也無法做到窮盡。而本文所涉數據統計及分析，可能存在統計誤差，故僅供參考，不視為任何確定性指引或法律結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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